余杰：在天皇与上帝之间的抉择--日本基督徒西村久藏

余杰：在天皇与上帝之间的抉择--日本基督徒西村久藏


──读三浦绫子《北海的奇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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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浦绫子是一位日本家喻户晓的基督徒作家，在当代文学中享有崇高的声誉。她笔下的“圣徒”式的人物西村久藏的传记《北海的奇爱》，更是让我深刻地了解到一群日本基督徒的信仰历程，他们在社会中虽属少数，却奋勇地作光作盐的心志与生命实践，而对身边的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百余年来，中日两国的历史血泪纠葛，深深的伤痕至今仍未抚平。大部分中国人对日本人仍是心中充满怨愤，这种怨愤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性，却也有非理性的一面——将“日本人”当作一个不齿而异质的人种来看待。很多中国基督徒愿意宽恕所有人，偏偏不愿宽恕一海之邻的日本人。透过这位参与过侵华战争而诚挚忏悔，实践基督信念“爱人如己”的西村久藏的事迹，我们可以看到爱比仇恨的力量更大的上帝奇妙作为。如果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基督徒，真的认识了像西村久藏这样的日本基督徒，必然会从他身上闻到基督的馨香，必然会承认一个原本刻意回避的事实：日本人也是上帝所造的、所爱的，我们的同类。

西村久藏一生并没有创建多么辉煌的事业，他不是像葛理翰那样享誉全球的大布道家，也不是像特里萨修女那样以仁爱之心改变千万人生命的“妈妈”，更没有像杜图大主教让一个长期实行种族隔离的国家实现了和平转型。他只是札幌教会的信徒，商业学校的老师，开了一家西点屋，而在战后匮乏与穷困中，以微小的一己之力，兴建了让无家可归者落脚的“基督村”。这样一名平凡的人，却以一种“爱，直到受伤害”的激情，对待教友、学生、顾客和所有的人，而成为札幌的“天使”。在他去世二十年后，许多札幌人由于对西村的思念，成为奋进的强大力量，甚至以他为榜样来生活，仿佛他还活在大家中间一样。。也正是这样的心灵挚交，三浦绫子为之撰写一本传记，尽管“比你自己伟大的人物，你难以描写”。

与日本所有的基督徒一样，西村久藏在少年时代受洗归主之后，其心灵一直被撕扯在“耶稣”与“天皇”之间。这是西方人或中国人都很难理解的剧烈冲突，欧洲和中国的君主虽然也自称“君权神授”或“天子”，但老百姓基本上将他们看作是世俗的统治者而已；而日本天皇同时具备了“民族祭司”与“神人”的身分。天皇崇拜随着日本的近代化成为一种理所当然、根深蒂固的“全民信仰”。有一个细节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现实：当西村久藏的爷爷，一名儒释价值的虔诚持守者，也是忠于天皇的臣民，在得知孙子信基督教之后，大发雷霆，要将他扫地出门。后来，久藏用爱感化了爷爷并让爷爷理解和接受他的信仰。但爷爷的底线是：“对皇室不要有过犯，就可以信耶稣。”然而，在日本信仰耶稣，真的可以做到不“对皇室有过犯”吗？青壮年的西村久藏无法挣脱此种传统与文化的束缚长达二十多年之久。

基督信仰从犹太地传向万国万民的过程中，必然经历在各民族“本色化”的过程。这种“本色化”必须坚持基督信仰的核心价值，如果在基要真理上退让，信仰本身就会发生蜕变。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当中，曾经遇到祭祖习俗而引发“礼仪之争”，并导致统治者下令禁教；而基督教在日本，也遇到“天皇崇拜”的难题。中国学者李向平在《臣民宗教与公民宗教》一文中分析说，天皇信仰是一种臣民宗教，基督信仰则是一种公民宗教，两者之间存在着剧烈的冲突和内在的矛盾。许多日本基督徒便精心选择了一条“平衡的道路”，如有两“J”崇拜，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耶稣，希望将基督信仰与日本民族崇拜整合起来的努力，成为近代日本建构天皇崇拜与信仰上帝这样一种“双重信仰结构”的宗教社会运动。

在承平时期，“耶稣”和“天皇”之间似乎可以“和平相处”——不就是家里多一个神龛吗？一旦发生战争，当天皇命令既是他的臣民又是基督徒的日本人，去侵略其它国家、去屠杀别国人民的时候，他们是该服从还是拒绝？是暴力反抗还是非暴力不合作？让人遗憾的是，绝大多数日本的教会和基督徒，都毫无保留地接受军国政权的号令，正如当时的德国教会全都成为希特勒为虎作伥的政治工具一样。这是教会史上不能被轻易翻过去的一页。

西村没有成为日本的潘霍华，他是那场战争的参与者和幸存者之一，曾三次被军队征召，第一次是一九三七年八月至次年十二月，他以主计少尉被编入驻扎在中国北方的旭川第七师团；后两次服役的时间较短，都在日本本土。这段经历让这个中学时代以来，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的西村，深受刺激。他特别关心当时革命中的中国，甚至认真地说过要娶中国女子为妻。他对军队中那种简单朴素的生活抱有相当的好感，在上前线之前，一直认为日本军人是纯真而爱国的。西村虽然没有狂热地支持战争，但也没有拒绝从军。入伍之后，他从朝鲜进入中国北部。他的第一封家书来自朝鲜，写道：“孩子们都是最可爱的，看到朝鲜人的孩子，眼泪会不由自主地流出来。”到了中国之后，他的信件中有这样的字句：“中国人决不是敌人，是住在我家附近的邻居，我想要更深融入中国人里面。”一开始，他希望能“水乳交融”地与中国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但无法改变的事实是：日本军队是侵略者，他本人是穿着日本军装的一员。无论他对中国民众表现出何等的善意，都不足以改变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间的截然对立。

在前线亲眼目睹了战争的血腥和残暴之后，西村的基督徒良知，逐渐被唤醒了。这个时候，他的挚友、同样也是基督徒的冈氏突然来到他的驻地张家口。冈氏告诉久藏说：“因为你有军籍，我不得不来到杀戮的战地。我是你的亲友，要为你‘赎罪’，因而前来这里服务中国人。”冈氏在北京当一名传道人，他穿着中国人的服装，住在中国人的家中，拒绝所有日本人的特权。有一次，他为了救一名中国女子，差点被日本军官挥刀劈死。冈氏以清澈的眼睛和圣洁的心，在中国大陆目睹日本军队与日本人的作为，便对西村说：“上帝会惩罚日本，这次的战争一定会战败。”冈氏的这种伟大的友情，启迪了西村重新思考“正义与非正义”、国家的“罪”等问题。但是他仍然没有勇敢到宁愿坐牢也要拒绝服役的地步。

终战回乡之后，西村久藏积极参与北一条教会的事工。有一天，教会的小野村牧师被抓走了，其罪名是宣扬“大造大神不是创造主”、“战争是罪”。其实，这些都是常识，但即使在教会中讲这些话还是危险的。小野村从不隐藏这些来自圣经的看法，也从不考虑躲避危险的策略，而遭被捕入狱。后来小野牧师被无罪释放了，但此事件再次让西村思考自身的罪——为什么自己一直对应召入伍的罪行没有清晰的认识呢？

西村在日本战败之后，他对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的反思一步步地深入。曾经参战的日本兵，人生轨迹各不相同：有人如首相中曾根那样，顽固地到靖国神社去参拜战犯；也有人像东史郎那样顶着恐吓，公布当年的日记，让日军的罪恶大白于天下；而西村则从信仰的角度，在余生中不停地忏悔。对西村来说，从军是他一生中后悔不已的憾事。“拿枪向中国人，即是拿枪向基督。”虽然他只是一名主计军官，具体任务是军粮、衣料、住处的筹措等，并不参加军事操练或兵刃相见的实战，他没有真正拿过枪，却并不自以为义而坦承：“我如果不是主计官，说不定就会去杀人。”他在战后多次演讲中，严厉地批判自己的战争期间的罪愆。

西村的忏悔超越了日本战后所谓“一亿总忏悔”的层面。所谓“总忏悔”，其实就是“不忏悔”的好听说法，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将罪孽推诿到“一亿”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集体之上，需要承担罪责的变成了“一亿”这个“无物之阵”。这样，个体的责任被完全消解和遮盖了。然而，每个人的良心都必须独自面对上帝，都必须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全部的责任。与那些含混不清的“一亿总忏悔”的高调截然不同，作为基督徒的西村，他的忏悔，是以“我”为起点的，因为“我”的罪孽任何人也不能替代。他在教会的一次讲道中沉痛地指出：“关于太平洋战争，对于日本政府的方向，当时我没有坚决反对，因没有健全纯正的信仰。我应该为此一再地认罪，我应该举起十字架，指出祖国已走入岔路，应该豁出命去反对！这一次战争是神所厌恶的，不符合基督之爱的。希伯来书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真的！对主耶稣委实有不尽的惭愧。”
西村的忏悔让更多的日本教友认识到，纯正的基督信仰必须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在此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西村和绝大多数日本基督徒都刻意回避这个关键问题：天皇崇拜与基督信仰绝对是无法调和共存的，它们乃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军国主义高张的时候，做一个真诚的基督徒，也就意味做“天皇的敌人”。然而，没有几个人是“天皇的逃兵”，数百万计的日本基督徒倒成了“耶稣的逃兵”。对于此一事实，西村的忧伤痛悔，宛如在鸡叫以先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一样。正如圣经中所说，心中动了淫念的，便是犯了奸淫；那么，只要穿上了法西斯的军装，便是杀人了。西村他承认自己在战争期间的软弱和屈从，违背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西村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没有真正地信赖主耶稣基督和圣经的话，没有贯彻到实践生活中。”而出于人的良心的非战主义、不抵抗主义，缺乏属天的力量，则做不到豁出命来救日本国一亿同胞。

基督徒要进的门是窄门，要走的路是荆棘路，基督徒的人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如果放弃这种坚守，失败便来临了，正如西村所说的：“我把真理打了折扣，没有尽心尽意只爱基督。爱基督就是惟一爱日本的路，我不应用世俗的眼光，以为调和中庸，就是对日本和对基督的忠诚保持平衡态度。”然而，真理是不能依照人的好恶来裁剪的。西村在回顾那段如同迷羊一样的岁月时，说道：“从出征中国开始，我的人生在行军中迷失了。好几次我自己察觉到要为信仰为教会有所持守。但爱国之道掺入世俗杂念，使信仰之道缺乏透明度。结果，在国家误入歧途时，未能发挥真正爱国之机会。为此，我羞愧地在主面前大大忏悔。”这样的忏悔，字字都浸透了血泪。

当然，这种微观意义上的个人的忏悔，也需要放在日本的教会史以及基督教“日本化”的历程这一宏观背景来对照。日本现代名政治学家丸山真男认为，日本国家之所以是绝对性的价值源泉，关键在于它的宗教性，而非政治性。日本人服从国家和天皇有如信奉神灵，具有宗教信仰的功能。西方基督教原具教会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结构，在进入日本社会之际被逐步消解了。在日本本土化了的基督教，对于日本的天皇制与神道宗教，表示了最大的亲近，也表达了最大可能的神学诠释，致力于建构一种日本特色的神学信仰结构。但是，当他们将天皇与国民的关系，视如上帝与人的位格关系的时候，日本基督徒对于上帝的顺服，就等同于国民对于天皇的服从了。这是西村久藏成长的大环境，他摆脱不掉文化教育的烙印。

西村没有终止于个人的忏悔，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之上，他还迈出了第二步：对教会的反思。他痛心疾首地指出：“这二十年来，军国主义下的的日本社会，已与基督的教会势不两立，教会的妥协已背叛了耶稣基督。”如果说欧洲教会必须以处理好“奥斯维辛之后如何信仰”的尖锐问题之后，才能继续存在下去的话；那么，日本教会也必须在处理好“南京大屠杀之后如何信仰”的切肤之痛后，才能维持与发展其信仰。整个日本教会需要认罪悔改，在最黑暗的时代，教会不仅没有成为世上的光和盐，甚至还助纣为虐。如果用此一标准来衡量，战争之前长达二十年间，日本几乎没有一个属于耶稣基督的真教会存在。国家主义和天皇崇拜的毒素像大毒蛇一样紧紧缠绕在教会的身上。

紧接着，西村对日本的政治、文化和信仰互相纠缠的体系，作了深刻的针砭。天皇专制发展为一种“具有日本特色”的法西斯主义，绝对不是一种偶然。日本的近代化过程，民主和人权意识的发展一直是残缺不全的。日本没有一个保持独立性的知识分子阶层，少数反对天皇专制的声音未能影响到大多数人。虽然日本也仿效欧洲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度，但天皇并没有从“神格”回归“人格”，天皇始终凌驾于宪法、政府和人民之上，拥有无限的权力。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拜，不仅是对国家统治的服从，也内涵了宗教性的敬拜和忠诚。日本宪法是亚洲第一部现代宪法，其中明确规定了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这个自由是在天皇信仰之下的自由。换言之，任何日本公民都没有不信仰天皇的自由，即便是耶稣之道也被要求服从于以天皇崇拜为中心的皇国之道，必须“通过遵从皇国之道来贯彻信仰，应当各尽其责扶掖皇运”。用三浦绫子的话来形容，“对于人类的思想生活、信仰生活，??应是自己追求所得来的，而这种军政府擅用军国主义国家的权力号令天下，让人民在神社前鞠躬，不但是莫大的人格侮辱，同时也违反明治宪法第二十八条。”作为战后余生者，西村这一代日本基督徒已经意识到，国家必须放弃让自己成为宗教，教会才能成为教会，国家才能成为国家。一个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的公民社会，才不至于走上对内专制、对外扩张的歧路。

那么，日本教会有没有可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呢？西村久藏生命中最后的几年，便是在作此种努力。他毅然放弃“西村”西点屋蒸蒸日上的生意，放弃札幌舒适的生活环境，拖着患有心脏重症的身体，来到江别的荒野，打造了一个收容数百名海外归国者、复员军人和流浪者的“基督教共同合作村”。在冰天雪地的荒原中，他带领众人修筑起简陋而充满基督之爱的乐园。他的家，是建设基督村的事务所，也是谈心场所，自然也成为临时教会。这个小小的教会，如同使徒时代的教会一样，在困乏中成为人们心中的灯塔。然而，因为过于艰辛的劳作，使得西村的健康状况急遽恶化了，他不得不告别江别原野，回到札幌疗养，两年后发病逝世，享年五十五岁。

爱是永不止息。西村久藏那如同北海道的雪一样美丽的生命，犹如这花香满径的信仰之旅的召唤。


作者：余杰


蒙允转自《旷野杂志》第16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