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是少年时接受传统文化道德教育和陆游陶潜王阳明的洗礼，说明不了什么；如果只是青年时敢于"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可能是激于一时义愤，出于一时冲动，功成名就之后，可能堕落变坏；如果只是写得一手悲歌慷慨又沉郁低回的好诗，诗品不易证明人品，笔下忧民忧国者也可能为人奸猾自私；如果只是不抽烟不嫖妓不赌博不酗酒不贪钱不近女色，小人格虽佳，不能证明大人格也佳，希特勒的生活作风也十分严肃呢。
如果只是淡泊名位清廉自持，如果只是革命成功后实践"革命成功后，一不作官，二不作议员，功成身退"的诺言飘然出国，如果只是不接受袁世凯授勋，如果只是首次遇刺后在会见报社记者时为杀手求情…，等等，都不能保证一个人不会变节，而且这种种行为都有可能是政客做秀。
但是，当这一切、还有我已经写到或即将提及的许许多多可敬可佩的行为事迹全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你不觉戴在这个人头上的汉奸帽子比较可疑吗？再接触可信度较高的一些真相资料，进一步发现关于此人"求和叛国"的事实与国共两党所提供的大异，而其行为的结果不仅无过，还于民于国于抗战大有裨利和功勋，发现其人自毁一生名节确确实实是为了"曲线救国"的时候，你心中不觉得震撼和钦敬吗？
结合汪精卫其诗其文其事其行，对汪氏一生进行严密深入的逻辑分析，再结合其妻其部属同道及当时一些大文化人对他的评价论断，发现以前心目中的大汉奸汪精卫是被国共两党丑化妖魔化了的汪精卫。真实的汪精卫是比那个"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少年英雄更加伟大百倍的，这最后得出的结论令我的心情非言语可以形容，只有五体投地，只有"甘为兆铭门下狗"才能表达敬佩于万一！我对于那些把人民国家挂在嘴上的巧言令色之徒十分厌恶，但对真正以人民国家为重者却是万分敬重，不忍看他受人轻亵丝毫！
跟随蒋介石多年也比较了解汪氏、自称"对於汪先生的心事是了了"的陈公博，原先为汪精卫考虑力阻汪组建政府，多次劝戒至于声泪俱下，最后知道口头的劝阻已对事实无补，乃凄然对汪氏道："九一八事变後，你以跳火坑的精神，回国供职，现在抗战到了艰险关头，你又以跳火坑精神想旋乾转坤。你既决定牺牲一己，我只有为你分忧分劳。"从此参加汪政权，誓死追随。
民国三十五年四月，陈公博在苏州高等法院受讯，期间他不延聘律师，不推诿责任。被判死刑以後，不申请覆判（即上诉），但求一死，且求速死。他在写给苏州高院答辩书中曰：“原起诉书中目我为『甘心降敌，卖国求荣，在敌人铁蹄之下，组织傀儡政府，予取予求，唯命是听。』至比汪先生为张邦昌、刘豫。我虽不赞成汪先生组织政府，但如此比喻，殊为不伦！在从前汪先生受人痛骂，数年以来，我都没有替他辩护，因为汪先生说过为国家，为人民，死且不怕，何畏乎骂？而且战争时期，最要紧是宣传，非骂汪先生不足以固军心，我认为抗战是应该，而和平是不得已。汪先生既求仁得仁，我又何必替他辩护？但现在不是抗战时期，而是在胜利时期，汪先生也逝世了，我们已不需要宣传，我们应该抑制感情，平心静气去想想，当日汪先生来京之时，沦陷地方至十数省，对於人民，只有抢救，更无国可卖。在南京数年，为保存国家人民元气，无日不焦头烂额，忍辱挨骂，对於国人，只有熬苦，更何荣可求？我对汪先生的行动是反对的，而对汪生的心情是同情的。到了今日，我们应该想念汪先生创立民国的功勋，想念他的历史和人格，更应想想他在事变之前，事变之中，如何替国家打算，如何替蒋先生负责？……”“不过我对於检察官是很谅解的，当日我在重庆，在香港，极力谋党的团结，国的统一，那情形太曲折而复杂了，并非今日检察官所能了解。迨至南京以後，为保存国家人民元气，和日本苦斗，如保存东南各省。使蒋先生能容易统一中国，那情形也太曲折而复杂了，并非今日检察官所能了解的。在今日众议沸腾，真相不明，尤其是政治是那样困难而波折，承办本案的检察官，即使他心裏很明白，而又背负责任，那一个敢挑起千钧重担？说陈公博可以功罪相抵；那一个敢说陈公博无罪呢？”（据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如认为这是陈公博为自己和汪精卫开脱，那真是小人之心了，以为汪精卫和汪氏集团中人是现在..........的中共啊？据陈公博（应为周佛海，从上下文看系笔误）亲信金雄白回忆，陈公博日记中曾屡屡提到祇要和平能实现，他愿意束身待罪。有一次金雄白问他："你以为抗战的国际形势，不利於我，日人发动了侵略战争，结果亦证明泥足愈陷愈深，为了救国家於危难，拯陷区人民於水火，因此从事於这一个和平运动，但假如这判断错误了，而抗战有日终於胜利了，你又将如何呢？"佛海当时毅然的道："只要抗战能胜利，国家前途有望，我们还有什麼遗憾？我愿意含笑引颈就戮，又何必靳惜一身？"陈公博临难前向陈璧君诀别时说了一句话："我此去有面目见汪先生於地下了！" 真英雄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汪精卫高贵豪迈，身边人物必然优秀居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