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诘：伦理与贫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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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伦理与贫富的关系问题是困扰人类社会几千年的一个难题。伦理基于贫富，或者贫富基于伦理，这其中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上的区别，指示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发展的道路，以及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全新的融通与整合的需要与意义。

　　《论语·子路》载，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去，弟子冉有替他驾车。他在车上看到卫国的老百姓很多，就赞叹了一声，“庶矣哉!”冉有就问，“人口多了后，又该怎么办呢?”他回答，“富之。”冉有又问，“已经富了，又该怎么办呢?”他回答道，“教之。”这就是孔子著名的先富后教的主张。

　　后来诸家，多有继续发挥这一主张的。《孟子·梁惠王上》说，“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管子·治国》也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史记·货殖列传》则进一步声言，“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先富后教，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强调的是物质性的基础对于礼乐教化的支撑性作用。衣食足而知荣辱，普遍性贫穷的时代开放不出精神上馥郁灿烂的花朵，一种充裕的物质基础将为民族精神的成长注入鲜活的血液。伦理基于贫富，物质充裕则精神富有，这是一条强调物质与进一步强调科技发展重大意义的文明发展的路向。在孔子诞生2500年以后的当今世界的土地上，我们发现在实践之中发展了中国的至圣先师的先富后教的发展与教育主张的是来至地球的另一端的另一个族群，古希腊罗马人的后裔在一个现代的世界之中将实利与科技的发展演绎得风生水起。而作为炎黄子孙的中国人在历史上走的恰恰是贫富基于伦理的另一条道路。

     《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告子下》中则说，“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荀子·大略》中则认为，“上好义，则民暗饰矣!上好富，则民死利矣!二者治乱之衢也。民语曰：‘欲富乎?忍耻矣!倾绝矣!绝故旧矣!与义分背矣!’上好富，则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乱!”在这里诸家将义与利对立起来，物质实利无异于实现义与道德理想过程之中的阻遏。在这样的义利观的关照之下，物质发展的冲动和需要无疑在价值观的基础的层面就受到了压制，现代科技无由发展，经济的发展在2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亦始终处于极低的水平线上徘徊重复，而这样的历史形成的文明发展的方向的优势则在于一种伦理主义的思维与价值观念有助于在一个人心浮华的时代捍卫精神与道德原则的纯粹性与坚定性。

　　伦理基于贫富，强调物质实利的发展对于精神的成长的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因而走向科技本位的乃是当今西方文明发展的方向。贫富基于伦理，强调道德发展的独立性与本位性因而走向道德本位的乃是传统中国文明发展的方向。着眼于科技包括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的当今西方文明的优势在于物质的发展对于人类身心进步的空前的解放，给人类提供了无限的创造性的物质与思想的基础。然而现代西方文明亦有一个致命性的弱点，就在于它缺乏一个在风雨飘摇的人世之海给人类的灵魂以确定的精神指归与坚定的道德方向的观念的基础。

　　我们应看到使得人类之为人类的类的规定性的，使得人类高贵而不失进入更高的文明发展的状态的可能性的，本质上乃是因为人类的道德观念与道德精神。物质上的缺憾能使人抱憾一时，而道德上的缺憾则可能使人自陷于毁灭性状态的边缘。基于正善的伦理是人类精神的根基。传统中国文明给人类提供了一个道德本位(本体)基础上的文明发展的方向。伦理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本位性质的基础，社会的贫富、科技的发展，以至文化发展的一切方向性质，都要从是否有利于本位(本体)性质的道德的存在与发展上来寻找与确证自身，这无疑就从观念的层面上为人类社会的充分完善化与一种正善的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的获得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人类发展的科技与道德、科技与宗教、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之间的矛盾亦有望得到最终意义的破解，人类要发展一种基于道德本位(本体)基础之上的科学与文明。

      贫富能够影响人类的伦理，而人类的伦理则要在观念上为贫富、科技的发展、文化的方向奠定基础性的意义，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为人类提供的文化发展方向性质的启示。法国启蒙哲学家伏尔泰特别欣赏儒家的道德观，他说：“西方民族，无论什么格言、什么教理，无可与此纯粹道德相比拟者。”1988年1月，汉内斯·阿尔文博士(瑞典人，1970年物理学奖获得者)在西方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的集会上则得出了如下结论： “如果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的智慧，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性意义，就体现在一种伦理主义的道德观的复兴上，体现在一种道德本位(本体)性质的，人类科技和文化的发展必须与人类道德的发展保持某种同一性质的，真善合一的文化与文明发展的方向的不断地宣扬与持续地实践上。人类的前途本质上取决于人类关于自身存在与发展的观念，取决于作为人类存在与发展的观念的基础的伦理与道德的体系。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理解文明发展的方向性意义，理解精神与物质的歧异，伦理与贫富的联系的全部本质与方向性质的意义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