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史上的明星

    书法，指的是书写出具有法度的文字作品，基本上约定为可辨别的汉字为范围，讲究美感的抒发。书法创作不必也不可能人人投入，反而欣赏与了解需要普及。毕竟，书法文字是不因时代消失的。生活的情趣，对书法多一分了解，就多一份内涵。
    书法，是个人的艺术，讲究书写者的个性、阅历、修养和对笔画技巧的驾驭。晋以前的书法，流传至今的以篆书、隶书和后来的魏碑为主，大多没有书者姓名。经典作品：篆书《泰山刻石》，隶书《张迁碑》、《礼器碑》、《曹全碑》、《史晨碑》、《乙瑛碑》等，南北朝无名书家是其主流，主要作品《郑文公碑》、《张猛龙碑》、《石门铭》、《张黑女墓志》以及《瘗鹤铭》等。而自东晋王羲之起，由于书写材质的变化，和王羲之个人的努力，真正开始以个人的魅力极大地影响了后世书风。

壹、书圣传奇——王羲之

    王羲之，书法史上最璀璨的巨星宗师。他的书史地位的确立，除了杰出的书艺之外，最为后世称著的典范书迹，都和唐太宗的尊崇有关。唐太宗对于书法的政治作为，影响了后世帝王以提振书法作为文治的重要政绩。
    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官拜右军将军，人称王右军。原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后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王羲之为贵胄世家，成语“东床快婿”就是他的一桩趣事。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与友人谢安、孙绰等41人，聚集在绍兴兰亭，举行“修禊‘的活动，赋诗饮酒。王羲之将与会者的赋诗，编成一集，并作序一篇，记叙此事之余，更抒发他内心对于生死变化掌握不住的感慨。
   

    《兰亭序》的书风，对后世形成“遒媚”的审美观影响极大。“遒”即刚健有力，是指运用毛笔时所呈现的线条力度；“媚”即姿媚，讲究笔画与字形的美感。王羲之书写《兰亭序》时，在微醉的状态下，意兴挥洒，随意修改涂抹，字形多变无穷，远远超出人为的安排。在《兰亭序》320余字中，“之”字出现次数最多，却无一字造型相同。王羲之甚爱此帖，后来写了一百遍，仍觉得不如当时的随意之作，因此将最初写成的《兰亭序》作为传家之宝。

    唐太宗李世民喜爱王羲之的书法，大力搜购他的书迹，却独缺《兰亭序》。后设计派遣萧翼从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和尚的弟子辩才和尚处骗得《兰亭序》，唐太宗龙颜大悦，命众人临摹，分赐给重要的王公大臣。参与临摹的有“初唐三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等也参与摹写。保留到现在的即是冯承素摹本。而真迹被陪葬在唐太宗的昭陵，永远地湮灭了。

贰、笔墨抒情意——孙过庭、颜真卿、怀素

    书法，除了是技法的淬炼之外，也是情意的抒发。在唐代以玄宗朝为分界，之前遵循王羲之的书风为正宗，以技法为审美的标准。此后，书家更重视籍由笔墨来表现写作当下的情感。
   
    书法指导书——孙过庭《书谱》

     孙过庭，字虔礼，浙江富阳人。出身寒微，迟至不惑之年始出任率府录事参军之职，以性高洁遭谗议而去官。之後，遂专注於书法研究。孙过庭专习王羲之草书，笔法精熟，唐代无人能与他相比。本卷纸墨精好，神彩焕发，不仅是一篇文辞优美的书学理论，也是草书艺术的理想典范。卷中融合质朴与妍美书风，运笔中锋侧锋并用，笔锋或藏或露，忽起忽倒，随时都在变化，令人目不暇给。笔势纵横洒脱，达到心手相忘之境。
    书谱卷，纸本，纵：26.5 公分，横：900.8 公分，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本卷卷首题：「书谱卷上。吴郡孙过庭撰」，卷尾题：「垂拱三年写记」。内容主要为书学体验、书谱撰写要旨及学习书法的一些基本原则。一般认为本（上）卷为「序」，宋元明时分为两卷，入严嵩之手时，装为一卷。下卷为「谱」，作者生前未能完成。

      天下第二行书——颜真卿《祭季明侄文稿》

   中国书法因为笔法的变化，有的笔画看起来抑扬顿挫，强调运笔时的节奏感，例如王羲之和孙过庭。颜真卿的出现，使得中国书法艺术别创新格。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唯一能和大书法家王羲之互相抗衡，先后辉映的，就是颜真卿了。他的书法，以楷书为多而兼有行草。用楷书所写之碑，端正劲美，气势雄厚。他生于楷书流行之际，与王羲之之典型相对，导开书法新风气。颜真卿的楷书一反初唐书风，行以篆籀之笔，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慨凛然，这种风格也体现了大唐帝国繁盛的风度，并与他高尚的人格契合，是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例。他的书体被称为“颜体”，与柳公权并称“颜柳”，有“颜筋柳骨”之誉。
    颜鲁公是书史上居承先启后地位的伟大人物，他的正书，向以博厚雄强着称，「锋绝剑摧，惊飞逸势」，以颜世家庙碑为代表；至于摩崖大家，气势磅礴，以大唐中兴颂最着；至最高境界，表现冲和淡远之韵致者，则推李玄靖碑。行草道劲秀挺，古意盎然，以祭侄稿为第一。
   

    《祭季明侄文稿》原本为行草墨迹，纵28.2厘米，横72.3厘米，25行，共230字。这是颜真卿侄季明与其父杲卿于至德元年（756）间殉安史之乱后，颜真卿于乾元元年（785）祭侄灵前，在极度悲愤中写下此稿。此稿意不书而在天机自动，以篆法入行，如熔金出冶，随地流走，一泻千里，时出遒劲，杂以流丽。如苏东坡所说“书法无意乃佳”，被人称为“天下第二行书”，与王羲之《兰亭序》媲美。
   

      

    在文稿的最前面部分，也就是颜真卿叙述其官衔职称的五十多字中，书风平稳流畅，但一入正文，却思绪起伏、渐见狂乱，有不少的涂改，如“尔父竭诚”、“贼臣拥众不救”、“父陷子死”，这都是叙述颜杲卿父子惨死的关键情节。另一次重要的涂抹，则是回想到颜泉明将残骸携回的情景，心绪繁杂。最后颜真卿对于横死的侄子，呼喊着“魂而有知，无嗟久客。呜呼哀哉，尚飨”时，哀恸至极，化为流泄的书法线条而永恒！

书家的自我推荐信——怀素《自叙帖》

    怀素（725-约799），字藏真，俗姓钱，湖南长沙人。幼年为僧，醉心书法，贫穷无纸可以习字，便种植万余株芭蕉，以蕉叶当纸来练习。甚至找来木盘，涂上白漆，反复地书写，最后还写穿了木盘。怀素约在三十岁时，在家乡已享有盛名，但不满足于地方名声的他，唐代宗大历二年（767）43岁时，拜会了书法名家徐浩，但不如所愿。之后，怀素前往长安发展，渐获重视，甚至还有机会欣赏到王羲之、王献之的真迹，以及张芝、张旭的草书，并加以学习。772年，怀素在洛阳和颜真卿偶遇，悟得了张旭传承该颜真卿的笔法。
    在北方获得名声后，怀素回到南方。777年，怀素53岁，书《自叙帖》一卷，内容是追忆所结交的名人对于自己草书的赞赏，这些名人，多为大官、诗人、学者。颜真卿是怀素北上最后遇到的名人，但在《自叙帖》中，怀素却将他与颜真卿的对话置于篇首可见他希望藉由大书家颜真卿的认可，标示自己是承接书法史的草书大家。随后，怀素将时人对于自己的评价，分成“述形似”、“叙机格”、“语疾速”、“目愚劣”四项。总体而言，写狂草时，怀素喜爱藉酒助兴，以带有强烈的表演性质，在公众面前挥毫。
    《自叙帖》的狂草书风，在卷首时尚称规矩，大小尚属均匀，单字结构还能保持平衡状态。后来兴致勃发，一行出现四字，同时字的大小落差很大，有时更运用两个字的相互穿插，来保持结构的平衡感。写到末段时，怀素有意将整张纸写完，出现了几乎以一字当成一行来处理，行距也相对加大，一行之内的字形也采取上下交错、左右摇摆的方式，增加布局的变化。一篇狂草书风和名家赞语的结合，怀素成功地向时人宣告自成一家的宿愿。

       蔡襄（1012-1067），兴化（今福建仙游）人，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官至端明殿大学士，宋仁宗在皇祐五年赐字“君谟”，“君谟”之意是取自《尚书》，“谟”即谋略，宋仁宗希望蔡襄能为君王的股肱之臣，贡献安定国家的谋略大道，后世常以“蔡君谟”或“蔡端明”来称蔡襄。蔡襄的书法，在当时受欧阳修及苏轼极度的赏识，认为是各体皆工、独步当世，各书体中又评蔡襄的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
      《澄心堂纸帖》是蔡襄写于北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九月九日，以颜真卿的楷书风格写成。笔法略带行书，字迹娟秀。内容是关于蔡襄看到一批材质细致的楮木，于是向纸工出高价，要求他们制作出在尺寸、厚薄、坚实等质感方面，均能达到“澄心堂纸”水准的纸张一百张。所谓“澄心堂纸”，指的是南唐时，安徽徽州、池州二地所产品质精良的纸张，长度可达十五公尺，厚度匀薄如一，弥足珍贵。南唐后主李煜偏爱这类纸张，下令凡造好的这种纸张均运往金陵宫中，贮藏在批阅奏折处的“澄心堂”。因而，这种纸被尊誉为“澄心堂纸”。

        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黄庭坚和米芾，并无争议，唯“蔡”者，以前认为为蔡襄，现在也有人认为应为蔡京。宋四家中，蔡襄年龄辈份，应在苏、黄、米之前。从书法风格上看，苏武丰腴跌宕；黄庭坚纵横拗崛；米芾俊迈豪放，他们书风自成一格，苏、黄、米都以行草、行楷见长，而喜欢写规规矩矩的楷书的，还是蔡襄。蔡襄书法其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展卷蔡襄书法，顿觉有一缕春风拂面，充满妍丽温雅气息。
       蔡襄书法从当朝皇上到普通百姓都十分珍惜，由于他颇自惜，不妄为人书 ，所以传世作品较少。 另外可以看出当时书坛的风气已完全转向了诗文尺牍，而书碑则被看作是一技夫役役之事，为士大夫所不屑为，甚至连帝王的敕命也已不能左右之。这与唐代以前的情况有着根本的不同。
　　蔡襄不是一个开宗立派的大师。总体上看，他的书法还是恪守晋唐法度，创新的意识略逊一筹。但他却是宋代书法发展上不可缺的关纽人物。他以其自身完备的书法成就，为晋唐法度与宋人的意趣之间搭建了一座技巧的桥梁。蔡襄传世墨迹有《自书诗帖》、《谢赐御书诗》，以及《陶生帖》《郊燔帖》《蒙惠帖》墨迹多种，碑刻有《万安桥记》、《昼锦堂记》及鼓山灵源洞楷书 “忘归石、”“国师岩”等珍品。

[img]喜欢石鼓文，它是书法史上的开山鼻祖，大篆的后裔，小篆的祖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可以肯定为春秋战国时代遗物。文字刻于十个鼓形石上，刻的是四言韵诗，记载秦国国君狩猎之事。石鼓文看上去质朴雄浑，饱满肃穆，堂皇端庄而又不乏活泼多姿。他的结体特征外形方而势高，长短不齐，大小不一正斜均有。石鼓文书法是个大杂烩，是金文甲骨文与小篆的混合体。以阳刚之美为显性风格特征，却不乏阴柔之美，曲直，刚柔，雄秀，伸敛完美结合，协调。[/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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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临石鼓文

其临写的石鼓文用笔遒劲，气息深厚，结体以左右上下参差取势，可谓自出新意，前无古人。

继续。

       在“宋四家”中，米芾为唯一非进士出身的书家。米黻（1051-1107），字元章，初名黻，41岁改名芾，湖北襄阳人。曾任校书郎 、书画博士、礼部员外郎。善诗，工书法，擅篆、隶、楷、行、草等书体，长于临摹古人书法，达到乱真程度。初师欧阳询、柳公权 ，字体紧结，笔画挺拔劲健，后转师王羲之、王献之，体势展拓，笔致浑厚爽劲，自谓“刷字”。其绘画擅长枯木竹石，尤工水墨山水。以书法中的点入画，用大笔触水墨表现烟云风雨变幻中的江南山水，人称米氏云山，富有创造性。米芾传世的书法墨迹有《向太后挽辞》、《蜀素帖》、《苕溪诗帖》、《拜中岳命帖》、《虹县诗卷》 、《 草书九帖 》、《 多景楼诗帖》等。
        米芾平生于书法用功最深，成就最大。米芾自称自己的作品是“集古字”，对古代大师的用笔、章法及气韵都有深刻的领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米芾学书在传统上下了很大功夫。米芾未卷入政治漩涡，生活相对安定，后当上书画博士，饱览内府藏书，熟谙千载故事，古人得失，如数家珍。
        米芾一生非常喜欢把玩异石砚台，有时到了痴迷之态。据《梁溪漫志》记载：他在安徽无为做官时，听说濡须河边有一块奇形怪石，当时人们出于迷信，以为神仙之石，不敢妄加擅动，怕招来不测，而米芾立刻派人将其搬进自己的寓所，摆好供桌，上好供品，向怪石下拜，念念有词：我想见到石兄已经二十年了，相见恨晚。此事日后被传了出去，由于有失官方体面，被人弹劾而罢了官。但米芾一向把官阶看的并不很重，因此也不怎么感到后悔，后来就作了《拜石图》。作此图的意图也许是为了向他人展示一种内心的不满。李东阳在《怀麓堂集》时说：“南州怪石不为奇，士有好奇心欲醉。平生两膝不着地，石业受之无愧色。”这里可以看出米芾对玩石的投入与对傲岸不屈的刚直个性。大有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情怀。并开创了玩石的先河。
        米芾的书画水平很高，尤其临摹功夫很深，我们现今看到的“二王”的一些作品，都不是“真迹”，而是米芾的仿制品。传说，有一次，一个书画商人拿着一幅唐人的真迹，扣开了米芾的大门，有意要卖给米芾。价钱有点高。米芾说，你先放这里，五天后你再来，我若要，你把钱拿走；我若不要，你把画拿走。米芾说完，商人走了。到了第七天，商人来了。米芾说，画我看了，不错，价钱太高，你又不让价，就请你把画拿走吧，说着把画打开，并说，你看好，是不是这张画。商人客气地答道：没错，是是是。商人把画拿走了。第二天，商人拿着画又来了，一见面米芾就笑着说，我知道你今天准来，有朋友请我，我都没去，在这儿等你。商人心里马上明白了，说：是我眼拙，把您的临本拿走了，今天特来奉还。米芾大笑道：你不来找我，我也一定会去找你，你拿走了临本，我心里特别高兴，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好了，原本你拿走，临本还给我。商人取起原本真迹，临本还给米芾。米芾拿此事在朋友中叙说，每次都笑得前仰后合。
        “宋四家”的另外二家苏轼与黄庭坚，涉入较深的政治活动，在宦途上不如蔡襄平顺，也不像米芾过着艺术家天真烂漫的生活，但仍以天赋的领悟，开创出独具特色的书法面目。

蜀素帖

拜中岳命帖

虹县诗


吴江舟中诗卷

淡墨秋山

肆、党争下的灵魂——苏轼、黄庭坚

    “诗穷而后工”，是宋朝的欧阳修提出的，他认为处于窘迫逆境的诗人，写出来的作品比起顺境时更能表达情境、感动人心，舒服亦复如此。苏轼，不羁之才的尚意文士；黄庭坚，专心致志的功夫书家，都是在人生最颠沛流离的时候，将书学的才能发挥到极致。苏、黄二人之所以如此困顿，是因卷入北宋持续近四十年的“新旧党争”，这是由于文人党派之间施政理念的不同，所引起的一场政治斗争。苏轼、黄庭坚这两位原本倍受期待的士大夫，也在党争的迫害下，落魄潦倒地度过了后半生。

逆旅的超脱——苏轼《前赤壁赋》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生性聪敏，21岁时进士及第。年少时就以才华洋溢的诗文受到当时的文坛盟主——欧阳修的注意。据说时任礼部侍郎、翰林侍读的欧阳修，一次在读到苏轼的文章后，惊讶地说道：“真是痛快！老夫我当避此不世出的俊才，让他出头天。”
        宋神宗熙宁年间，苏轼因反对新法，遭到外放，前后历任杭州通判，及山东徐州、浙江湖州太守。元丰二年（1079）四月，苏轼从徐州调任至湖州时，依惯例要向朝廷谢恩，便进呈《湖州谢上表》，表中苏轼自谦才能有限，虽曾获重用，想要报答皇恩，但时机不允，难以奉陪目前的政治新秀。“臣苏轼我老了，不敢在朝廷任事，只能治理地方小民。”用词绵里藏针，刺得新党官员隐隐作痛。
        恰巧此时，坊间所流行的苏轼诗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糖集》，正好给新党一个构陷苏轼的大好机会。经过数月费尽心思地琢磨挑剔、苛刻刁难，终于找出诗中的病句，因此大张旗鼓地弹劾苏轼的诗句中，对于“青苗钱”等法的不满。新党御史说道，当今皇帝励精图治，政治清明，苏轼只因不受重用，就妄肆诋毁，希望皇上有所决断，以国法制裁。这样严重的指控将苏轼打入死牢，幸赖朝中大臣与太后说情，而神宗又欣赏苏轼的才气，才免他死罪，下诏宽释，将他贬至湖北黄州为团练副使小官。整个事件，史称“乌台诗案”。
        历经九死一生的苏轼，受到庄子《齐物论》、《秋水篇》文中超越生死，分别对待的主旨所感发，在贬到黄州三年后（1082），他作出传诵千古的《前后赤壁赋》两篇美文和《黄州寒食诗》墨宝。

        苏轼所书的这份《前赤壁赋》书迹前段是残破，后来由明代的吴门书家问征明补至“诵明月之诗”止。《前赤壁赋》笔画浑厚、墨色厚重；字形宽绰倾于扁平、有些向右出锋的长笔画不甚舒展，此为苏轼低执笔、贴近桌面缓慢运笔所形成的视觉造型。
        苏轼的楷书，有一说法是学自唐代的徐浩与颜真卿。此外，帝王的喜好左右了当时士大夫的学习。此外，颜真卿的忠节人格受到那时文坛领袖欧阳修，以及仁宗朝时为相十年的韩琦大力推崇，所以也影响了当时文人学习颜真卿书法的风气。

追忆感怀的新风——苏轼《黄州寒食诗》二首

        元丰三年正月初一，苏轼和长子迈离开京都，前往幽居之地黄州。到达黄州后，苏轼真正务农了，他开始在寓所东坡一片田地里工作，自称“东坡居士”。东坡农场旁有房子，就是有名的“雪堂”（乾隆同学在东坡《寒食帖》前题字：雪堂余韵，就是指此）。《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成文之年，苏轼同时亦作《黄州寒食诗》二首，文中感慨调贬湖北黄州，不经意间已过三个年头。这时的他，雨中卧病，体衰发白，更糟的是雨淹家门，生活清苦，冷灶取食。冷灶取食本是农历四月寒食节才有的习俗，而苏轼的生活常常如此，使他忘了寒食节的存在。苏轼善于解脱，诗中“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引用庄子《大宗师》寄身天下、善生善死的人生高度，然而现实的摧残，仍使苏轼感叹可能老死南方，内心有着莫名的悲哀与无奈。
        这件《黄州寒食诗》的墨宝，虽然是描写在黄州时生活的困境，但却是写于诗成后的数年。这时神宗去世，哲宗继位，年号元祐，哲宗年幼，母亲宣仁皇太后垂帘听政。由于皇太后的政治立场倾向旧党，所以起用旧党的司马光为宰相，尽废王安石的新政，召苏轼回京，仁职翰林侍读学士。然而面对眼前的顺遂，苏轼仍无法抹去外贬时的阴影。当他书写《黄州寒食诗》时，字里行间的书法表现，随着心情的起伏而有所变化。从第一首诗来看，行笔仍属内敛，但写到第二首诗时，笔法转为奔放，抑郁之情溢于纸上。
        一曰：“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少年子，病起须已白。” 　　二曰：“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涂穷，死灰吹不起”。
        《寒食帖》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气势奔放，而无荒率之笔。《黄州寒食诗帖》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也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上乘。

乾隆御题：雪堂余韵


黄州寒食帖

笔墨神交——黄庭坚跋苏轼《黄州寒食诗》

        苏轼的名迹《黄州寒食诗》，卷后有黄庭坚（1045-1105）的题跋。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黄庭坚曾赋诗两首，寄给时任徐州太守的苏轼，以示结交，苏轼阅后，评唱黄庭坚的诗境“绝尘超表、追配古风”，自此黄庭坚诗名远扬。
        黄庭坚诗写得好，书法呢？人们以为他在书法上的突破是因为碰到了苏东坡。他和苏轼亦师亦友，据说，在对苏轼的崇拜、反叛、回归和超越中，黄庭坚完成了自己书写风格的蜕变与成熟。
        早年他崇拜苏轼的书法，连拿笔的手法都学习苏轼的单钩。之后，向颜真卿学习，《天民知命》可以清楚地看出是模仿颜真卿的痕迹。抛弃了苏轼的执笔方法，用双钩提笔，令手腕岁自己的意愿随意运动。他选择草书突破。当他在长江边上的涪陵看到怀素《自叙帖》真迹后，他感到震撼和痴迷，于是废寝忘食地开始临摹……
        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黄庭坚从戎州迁往安徽太平州（今当涂），途径四川青神县时，遇有藏家向他出示苏轼的墨宝《黄州寒食诗》，并请他题字。在《黄州寒食诗》的跋文中，黄庭坚力赞苏轼诗境超逸，胜过李白；书风则继承颜真卿、杨凝式、李建中，为苏轼法书中的第一神品，希望苏轼将来看到这则题跋，不要笑他黄庭坚“于无佛处称尊”。对照黄庭坚在《黄州寒食诗》的跋文，可明显看出二人书风的不同。黄庭坚曾向苏轼学习书法，彼此相知相惜，但也自视甚高，互不相让。苏、黄二人曾以幽默调侃的话语，互评书风。苏氏论道：“黄学士书法清劲，但字形像长蛇挂树”；黄氏反讥：“苏学士的字我不敢轻断，然字势向右侧偏狭，有如石压蛤蟆。”语毕，两位好友相视大笑。

爱痴轮回劫——黄庭坚《寒山子庞居士诗》

        在为《黄州寒食诗》作跋之前不久，黄庭坚在四川戎州的“任运堂”书成《寒山子庞居士诗》卷。“任运堂”是黄庭坚谪居戎州的堂号。
        多年的颠沛流离，黄庭坚自述心境如同槁木死灰的带发和尚，随性放旷，外痴内了，明哲保身。北宋时，寒山子被视为在烦恼中得菩提的禅宗诗人，黄庭坚曾自譬在寒山子转世，因此，藉由书写《寒山子庞居士诗》来传达自己的人生观。
        颤动的笔画是《寒山子庞居士诗》中的书风特点，黄庭坚曾自述在戎州看到船夫运用肢体摆荡船桨，使得舟船能顺利地行于波动的水面上，进而领悟到用笔提顿的原理。此诗卷的大字书风，源自《瘗鹤铭》石刻。

临黄山谷《经伏波神祠》

诀别——苏轼《渡海帖》

        外放的旧党人士中，苏轼的境遇最令人怜悯，由章惇所主政的朝廷，曾于绍圣元年（1094）发布了一项命令《苏轼散官惠州安置制》，以宋哲宗的语气说道：苏轼担任翰林学士时，曾以朕的身份所拟的诏书中说：“朕的父皇神宗施政错误。”这严重地挑拨我们父子的情感，违背了君臣节义，真是个不容于天地的罪人。虽然你苏轼的文章能眩惑于人、颠倒是非，但背绝了君尘臣大义，被贬到广东惠州这样的下场，又能怨谁呢？
        在宋代，大臣有罪不处死，而是以外放边疆、任其穷苦老死作为处罚。广东惠州属瘴疠之地，渐入晚年的苏轼被贬至此，极有可能因水土不服而丧命，章惇主导的外贬，杀意甚深。
        绍圣四年（1097），耳顺之年的苏轼更被贬至化外的海南儋州，新党直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幸好，苏轼得到当地人赵梦得的照顾。元符三年（1100），苏轼迁徙至广西廉州（今合浦），路过海南澄迈，想和赵梦得告别，不料赵氏却前往广西桂林，在离开海南岛之际，苏轼留下一札诀别《渡海帖》。信中说到，此次不见则后会无期，希望赵梦得“晚景自爱”，而这也是苏轼对自己的一丝期待。
        宋徽宗即位，朝号建中靖国，意即调和新旧党争以安国家，命苏轼回四川成都掌管道观，等于要他回乡养老。从海南岛北返途中，苏轼路过江苏常州时，在金山寺看了友人李公麟绘制自己早年的画像，默然片刻，题了近似绝命偈的六言诗，作为此生的定论：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的预言成真，未及返乡，1101年便病逝常州。崇宁元年（1102），返京途中的黄庭坚，在路过黄州，苏轼贬谪之地武昌时，听闻苏轼死讯，触景生情，遂赋诗《松风阁》，希望自己能挣脱官场枷锁，和好友泛舟五湖，不问世事，但这样的期待落空了。
        《松风阁》，先写松风阁之位置、高度以及命名之由来，而其景物之特点即由是以见。以下写夜雨会饮及所闻所见，耳目为之一新。最后痛东坡之已亡，惜文潜之未到，因观览名胜，而思摆脱拘挛，与朋辈长期扁舟遨游江上。体仿柏梁，句句用韵。通篇笔力劲峭： 　　
依山筑阁见平川，夜阑箕斗插屋椽。 我来名之意适然。 　　
老松魁梧数十年，斧斤所赦今参天。 风鸣娲皇五十弦，
洗耳不须菩萨泉。 嘉二三子甚好贤，力贫买酒醉此筵。
夜雨鸣廊到晓悬，相看不归卧僧毡。 泉枯石燥复潺湲，
山川光辉为我妍。 野僧早饥不能饘，晓见寒溪有炊烟。 　　
东坡道人已沉泉，张侯何时到眼前。 钓台惊涛可昼眠，
怡亭看篆蛟龙缠。 安得此身脱拘挛，舟载诸友长周旋。

        此后，宋徽宗起用新党蔡京为相，党争更烈。崇宁二年（1103），宋徽宗下诏销毁苏轼、黄庭坚的文集。次年，宋徽宗亲书以司马光、苏轼为首的《元祐奸党碑》，后来蔡京又亲书此碑，颁行天下。黄庭坚被贬至偏远的广西，一年后老死于此。崇宁五年（1106），宋徽宗省悟，大赦天下，尽毁《元祐奸党碑》，只不过苏、黄二人也等不到朝廷的天恩了。

伍、天上人间——宋徽宗

        作为艺术家皇帝，宋徽宗的出现，在中国绘画书法史上具体成就了诗中有书的境界，而其书法“瘦金体”亦具特色，书写内容多为花木禽石，这和宋徽宗大兴山水花园“艮岳”的历史背景相关联。然亦因为艮岳，宋徽宗成了亡国之君，最后客死异乡。


        天子的桃花源——艮岳
        宋徽宗，名赵佶（1082-1135），宋神宗十一子，哲宗朝封为端王。当时赵佶过于喜好书画而被认为轻佻，但胜过其他皇子爱好声色犬马，他兄长宋哲宗无子，死后传位于他，在位25年。
        赵佶酷爱山石，对奇石有独到的鉴赏，于是在汴京（今天的开封）东北隅作土山，名为"艮岳"。他命人广罗天下花木奇石，分批送往汴京，安置于"艮岳"之中，史称"花石纲"。 他为了营造艮岳，动用了上千艘船只专门从江南运送山石花木。一时间，汴河之上舳舻相衔，船帆蔽日，搅得民不聊生、家破人亡，直接逼出了方腊的农民起义。元人郝经有诗叹曰："中原自古多亡国，亡宋谁知是石头。"玩物丧志，嗜石误国，赵佶终成为亡国之君。随着金兵南下、东京被陷。"花石纲"被迫结束，中原百姓颠沛流离，同时也导致了艮岳太湖石的散落、迁移。
        千秋指白头——《腊梅山禽》
        
       宋代书画皇帝——宋徽宗所作的《蜡梅山禽》，构图十分简洁，挺  
立的梅枝上栖息著白头翁一对，一正一背，奇正相生，下方二丛草本植物。通幅用笔细挺，以具提顿转折的线条画出曲折的梅干，均匀的线条则表现光滑面的鸟羽和花叶等，笔法完全应物而生，对各题材型态的掌握也都相当确实，正符合徽宗描写任何对象都必需得物象之理的主张。画幅左方徽宗自题五言绝句一首，和右下角的署款：「宣和殿御制并书」，均用瘦金体书写，笔势挺健而锋芒毕露。款下还有画押，一般以为是「天下一人」四字的缩写，若此说属实，徽宗确可当之无愧。而像这样款押俱全的作品，诚属少见。《蜡梅山禽》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

        宋徽宗签名花押“天下一人”

        瘦金书
        瘦金体是宋徽宗创造的书法字体，亦称“瘦筋体”。瘦金书的运笔飘忽快捷，笔迹瘦劲，至瘦而不失其肉，转折处可明显见到藏锋，露锋等运转提顿的痕迹，是一种风格相当独特的字体。此书体以形象论，本应为“瘦筋体”，以“金”易“筋”，是对御书的尊重。他早年学薛稷，黄庭坚，参以褚遂良诸家，出以挺瘦秀润，融会贯通，变化二薛（薛稷，薛曜），形成自己的风格，号“瘦金体”。其特点是瘦直挺拔，横画收笔带钩，竖划收笔带点，撇如匕首，捺如切刀，竖钩细长；有些联笔字象游丝行空，已近行书。其用笔源于褚、薛，写得更瘦劲；结体笔势取黄庭坚大字楷书，舒展劲挺。

        靖康之难，客死异帮
        公元1126年闰11月底，金兵再次南下。12月15日攻破汴京，金帝废宋徽宗与子赵桓为庶人。公元1127年3月底， 金帝将徽、钦二帝，连同后妃、宗室，百官数千人，以及教坊乐工、技艺工匠、法驾、仪仗、冠服、礼器、天文仪器、珍宝玩物、皇家藏书、天下州府地图等押送北方，汴京中公私积蓄被掳掠一空，北宋灭亡。因此事发生在靖康年间，史称“靖康之变”。 据说，宋徽宗听到财宝等被掳掠毫不在乎，等听到皇家藏书也被抢去，才仰天长叹几声。宋徽宗在被押送的途中，受尽了凌辱。先是爱妃王婉容等被金将强行索去。接着，到金国都城后，被命令与赵桓一起穿着丧服，去谒见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庙宇，意为金帝向祖先献俘。尔后，宋徽宗被金帝辱封为昏德公，关押于韩州(今辽宁省昌图县)，后又被迁到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囚禁。囚禁期间，宋徽宗受尽精神折磨，写下了许多悔恨、哀怨，凄凉的诗句。如： 　　
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
        公元1127年7月，宋徽宗派臣子曹勋从金偷偷逃到南宋，行前交给他一件自己穿的背心，背心上写着“你快来援救父母。”宋徽宗将这几个字出示给周围的臣子看，群臣都悲泣不已。宋徽宗哭着 叮咛曹勋，切记要转告高宗“不要忘了我北行的痛苦”，说着取出白纱手帕拭泪，尔后将手帕也交给曹勋说：“让皇上(高宗)深知我思念故国而 哀痛泪下的情景。” 　　
        宋徽宗被囚禁了9年。公元1135年四月甲子日，终因不堪精神折磨而死于五国城，享年54岁。金熙宗将他葬于河南广宁(今河南省洛阳市附近)。公元1142年8月乙酉日，宋金根据协议，将宋徽宗遗骸运回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由宋高宗葬之于永佑陵，立庙号为徽宗。

陆、浊世佳公子——赵孟頫

        赵孟頫，一生命贵格清，品位高雅，在书法上提倡魏晋古法，而他洞察艺理，标举“书书同源”的笔法观念，对文人写意书的发展，更是影响深远。由于身份与时代的错置，赵孟頫“二臣”的背德烙印，也伴随着艺术成就，直至后世。
        名重京华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又号水精宫道人，浙江湖州人。是宋室开国之君——赵匡胤子秦王德芳的后裔，也是南宋孝宗之兄伯圭的玄孙。二十六岁时，南宋灭亡，赵氏亦归隐南方。
        至元二十三年（1286），侍御史程巨夫奉元世祖密令，到江南访寻遗民，获得二十余人，将当时33岁的赵孟頫名列第一，推荐重用。翌年赵孟頫北抵大都（今北京），皇帝忽必烈惊讶赵孟頫的才气和相貌，甚为激赏，亟欲重用。尽管当时谗言四起，批评赵孟頫为宋朝王室，不宜接近，但元世祖仍将他视为宰相之才来培养。
        

        元世祖赞赏其才貌，惊呼为“神仙中人”，给予种种礼遇，被任命为从五品官阶的兵部郎中，两年后任从四品的集贤直学士。至元二十九年 (1292)出任济南路总管府事；在济南路总管任上，元贞元年(1295)，因世祖去世，成宗需修《世祖实录》，赵孟頫乃被召回京城。可是元廷内部矛盾重重，为此，有自知之明的赵孟頫顺便借病乞归，夏秋之交终于得准返回阔别多年的故乡吴兴。赵孟頫在江南闲居四年，无官一身轻，闲情逸致与鲜于枢、仇远、戴表元、邓文原等四方才土聚于西子湖畔，谈艺论道，挥毫遣兴，过着与世无争的宁静生活。
        大德三年 (1299)，赵孟頫被任命为集贤直学士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官位虽无升迁，但此职不需离开江南，与文化界联系密切，相对儒雅而闲适，比较适合赵孟頫的旨趣，他一直干了十一年。至大三年(1310)，赵孟頫的命运发生了变化。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儒师太子副詹事王约的影响下对他发生了兴趣，拜赵孟頫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次年五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是为仁宗。他登基后不久，立即将赵孟頫升为从二品的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延祐三年(1316)，元仁宗又将赵孟頫晋升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官居从一品。至此，赵氏政治地位达到了一生中的顶峰。由于仁宗的青睐和赵氏艺术的出类拔萃，赵孟頫晚年名声显赫，夏文彦《图绘宝鉴》盛赞他“荣际王朝，名满四海”。赵孟頫在元朝文人中最为显赫。
        在绘画上，赵孟頫山水、人物、花鸟、竹石、鞍马无所不能；工笔、写意、青绿、水墨，亦无所不精。他在我国书法史上已占有重要的地位。《元史》本传讲，“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  ，遂以书名天下”。元鲜于枢《困学斋集》称：“子昂篆，隶、真、行、颠草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 其书风遒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世称“赵体”，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他被称为是王羲之二代。
        赵孟頫是一代书画大家，经历了矛盾复杂而荣华尴尬的一生，他作为南宋遗逸而出仕元朝， 对此，史书上留下诸多争议。“薄其人遂薄其书”，贬低赵孟頫的书风，根本原因是出自鄙薄赵孟頫的为人。 　　
        尽管很多人因赵孟頫的仕元而对其画艺提出非难，但是将非艺术因素作为品评画家艺术水平高低的做法，是不公正的。 　　
        鉴于赵孟頫在美术与文化史上的成就，1987年，国际天文学会以赵孟頫的名字命名了水星环形山，以纪念他对人类文化史的贡献。散藏在日本、美国等地的赵孟頫书画墨迹，都被人们视作珍品妥善保存。

        夫妻书家
        赵孟頫的妻子管道升也是著名书画家，在古代女书法家中地位仅次于王羲之老师管夫人。管道升，字仲姬，一字瑶姬，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南宋景定三年(1262年)生。幼习书画，笃信佛法。曾手书《金刚经》数十卷，赠名山寺。嫁元代吴兴书画名家赵孟頫为妻，封吴兴郡夫人，世称管夫人。管道升所写行楷与赵孟頫颇相似，所书《璇玑图诗》笔法工绝。精于诗。尤擅画墨竹梅兰。晴竹新篁，为其首创。元延佑六年(1319年)卒。存世的《水竹图》等卷，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竹石图》1帧，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妙严寺记〉


〈赤壁赋〉

        赵孟頫，这位浊世中的翩翩公子，以宋朝王室后裔的身份，任官于异族统治的元朝，在艺术成就传芳千古的同时，也承受世人谴责他失去气节的宿命。

临米芾《拜中岳命作帖》

柒、功名才情两相妨——文徵明

       中国文人考取功名与否，对于人生的影响很大。吴中地区（今江苏苏州）的部分文人，功名不遂，又不以朝廷书家为终身职业，便以书法家的身份享誉地方，反而保持了鲜明的个人书风，成为书法史上不可磨灭的一章。

       “吴中四才子（祝允明、文徵明、唐寅、徐祯卿）”中 ， 祝允明、文徵明以书法成名。文徵明（1470-1559），原名壁，字徵明，42岁(1511）后以徵明为名，改字徵仲，号“停云生”。他小时侯很笨拙，甚至友人怀疑他痴呆，但其时任温州知府文林的父亲（成化8年进士）却非常有自信地说：“他知识大器晚成而已”。事实证明，文徵明后来的人生，正为父亲所言中。
        文徵明曾在北宋四家与狂草上下过工夫，他的书法启蒙老师李应桢，有一次看到他在学写苏轼的字，便说道：“穷尽工夫学习，何必跟随在他人脚下？就让你学王羲之，学得再怎么像，写出来的作品，顶多也只是别人的书风而已！”这样的警语，文徵明谨记在心，虽用心学习前人的作品，但仍不忘突破陈规，致力于自家风貌的养成与树立。
        文徵明的艺术成就，是他在嘉靖五年（1526）从北京辞官归乡后开始。他的《自书诗帖》写于嘉靖21年（1542），是由《观驾幸文华殿》、《恭候大驾还自南郊》二诗组成，以他为他人所熟悉的行书风格写成。

文徵明《行书卷》
（局部）

        任官之前的文徵明，考了十次的秀才都不中，因此只好接受官场友人的推荐，嘉靖二年上北京接受九品官“翰林院待诏”。这类官职在明英宗天顺元年（1457）以后，是用来奖励有学养的在野人士。由于他们不具有秀才资格，就有进士讽刺他说：“衙门又不是画院，竟容得下你这画匠。”当时有朋友安慰他说：“这些人除了只会中状元，肚子里是没有东西的。”除了遭受歧视的原因之外，嘉靖前三年的“大礼仪”事件，亦种下了文徵明的归乡心志。
        “大礼仪”的事件，起因于明武宗朱厚照逝世时无子，皇位空虚，于是首辅大学士杨廷和援引“兄终及”的礼法，迎接明武宗堂弟兴献王朱厚熜继位，为明世宗，朝号“嘉靖”。由于明世宗坚持“奉皇兄遗命”继位，想用“父死子继”的常礼，封生父“皇帝”号。但杨廷和认定明世宗是“皇太子”，是继承明武宗的皇统，明世宗与生父之间只是血统关系，而血统不能取代皇统，所以只能封其生父为王。
        嘉靖三年，杨廷和辞官，另一派以张璁为首的官员提出“继统不继嗣”的说法，认为嘉靖只是继位为皇帝，而不是过继给堂兄之父当儿子，因而让明世宗有封生父皇帝号的依据。引发了二百二十多名官员哭于左顺门（今北京故宫协和门），明世宗震怒之下，将四品以上官员停俸处分；五品以下官员在朝廷上当众杖打，有十六人被打死。此后，所有反对的官员缄默不言，明世宗也就顺理成章地封生父皇帝号。
        “大礼仪”的发展，令九品小官的文徵明，对于政治心灰意冷，因而便以生病为由，辞官归乡。归乡后的文氏，声望极高，主持艺坛数十年，直到逝世。当时向他求诗文书画的人虽络绎不绝，但他决不和亲王、宦官交往，与政治划清界限，明哲保身。然而，北京官宦的经历，似乎令他认为是生命中值得记录的篇章，因而《观驾幸文华殿》、《恭候大驾还自南郊》二诗，便成为他归乡后常书写的诗句。

捌、宦海与艺海——董其昌
        董其昌，生前死后均获盛名的一代宗师，以优异的文字能力表达出艺术家的创作历程、书法理论，简要地勾勒出中国书法史的风貌，影响后世。现实政治中，董其昌善于自处，在一波波的政治风暴中，全身而退，逆势中取得清高的资望。
        
        文敏董公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松江人（今上海境内）。现传世 董其昌肖像一幅，为清人所绘，题有小篆“明礼部尚书谥文敏董公小像”。画像中董其昌癯瘦出尘，眉清须稀，眼敛含光，像是不问世事的山人。这样隐居山中的士人造像，和礼部尚书的高官头衔不甚相符。之所以有如此的社会既定形象，是因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嗅出了危险，因而巧妙地避开了生死攸关的政争，为危为安。在享有山人的清静生活后，随着机遇的安排而得以复出，并取得极具清望的官职。
        

        董其昌走上书法艺术的道路，出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起因是在考试时书法不好，遂发愤用功自成名家。这在他的《画禅室随笔》有所记述，其中还自述学书经过：董其昌书法精选(18张)他在十七岁时参加会考，松江知府衷贞吉在批阅考卷时，本可因董其昌的文才而将他名列第一 ，但嫌其考卷上字写得太差，遂将第一改为第二，同时将字写得较好些的董其昌堂侄董源正拔为第一。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董其昌，自此钻研书法。董其昌回忆说：“郡守江西衷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初师颜平原 （真卿）《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世南），以为唐书不如魏晋，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繇）《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 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征仲（征明）、祝希哲（允明）置之眼角。”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董其昌几乎学习研究了以前绝大部分名家，从钟王到颜、柳，从怀素到杨凝式、米芾，直至元代的赵孟頫。

        万历十七年（1589年），三十四岁的董其昌终于考中进士，供职于翰林院，继续努力和探索自己的书画艺术，其时的董其昌还算是一个恭谦之人。例如，翰林院学士田一儁去世，因为一生清廉，身后萧条，他便自告奋勇，告假护柩南下数千里，送老师回福建大田县。 　　    他一度担任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但因为朝中复杂的人事关系，不久，便告病回到松江。而京官和书画家的双重身份，使他的社会地位迥异往昔，家乡的大财主、士大夫和地方官吏，联袂登门拜访。
        其后，他相继担任过湖广提学副使、福建副使，一度还被任命为河南参政从三品的官职。但他并不以此为意，托辞不就，在家乡优游，整天沉浸在翰墨当中。许多附庸风雅的官僚豪绅和腰缠万贯的商人纷至沓来，请他写字、作画、鉴赏文物，润笔贽礼相当可观。社会地位的提高和财富的空前增加，使得董其昌迅速演变成名动江南的艺术家，甚至当时的坊间传闻其“拥有良田万顷、游船百艘、华屋数百间，成为松江地区的首富。” 　　
        董其昌年轻时家境不富裕，一旦拥有了社会知名度，内心的渴求就变得急切。虽然董其昌当时的政治地位远不及徐阶，但他是全国第一流的书画家，在士林中有很高的声望，这一点又为徐阶所不及。

        董其昌是中国书法史上极有影响的大家之一，其书法风格与书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明末书评家何三畏称董其昌的书法：“天真烂漫，结构森然，往往有书不尽笔，笔不尽意者，龙蛇云物，飞动腕指间，此书家最上乘也。”在赵孟俯妩媚圆熟的“松雪体”称雄书坛数百年后，董其昌以其生秀淡雅的风格，独辟蹊径，自立一宗，亦领一时风骚，以致“片楮单牍，人争宝之”，“名闻外国”。

《白羽扇赋》




（局部）